官箴是古代官员为官从政的经验结晶与箴言训诫，其鲜明的价值导向、生动的实践智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为后世留下一份厚重的廉洁文化遗产。清代的孙嘉淦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廉能之臣，《清史稿》称“嘉淦谔谔，陈善闭邪，一朝推名疏”。他的《居官八约》言约意丰，是流传很广的古代官箴，仔细品味，可探寻其为政理念。

　　立身以正

　　孙嘉淦（1683—1753）是山西兴县（今属吕梁）人，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考中进士。此后，他的兄弟孙鸿淦、孙扬淦也中举，“一门三进士”的成绩在当地极为罕见。三人之中，以孙嘉淦的仕宦经历最为出众。他为官四十年，历康雍乾三朝，曾任刑部、吏部、工部尚书，直隶、湖广总督等要职，逝世后获“文定”谥号。

　　他曾制定《居官八约》，是一份自我规训，也是一套劝诫他人乃至教导子孙的箴言。“以清费廉取”“以守独避人”“势避其所争”是其中的三约。对于他而言，清廉、慎独，如两道清冽的溪流，穿过万石嶙峋之后仍水流潺潺，这是他的人生底色、为官本色。

　　“以清费廉取”，意思是为官要清廉节俭，做到小节不纵、大节不失。这是孙嘉淦面对物质诱惑时筑起的铜墙铁壁。清代官场贿赂公行、陋规遍地，孙嘉淦则视“清廉”若泰山，绝不可撼动。

　　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孙嘉淦被钦点为会试同考官（副主考）。这在许多人眼中是“肥差”。清代科场弊案频发，屡有考生贿赂考官之举。会试前，先后有九人携重礼登门拜访孙嘉淦，希冀他为子弟“斡旋”。孙嘉淦不为所动，一概严拒，并以此为契机整肃考纪。

　　及至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掌管天下官员铨选，位高权重，一些官员借机给他送来“冰炭敬”。夏天炎热，消暑有“冰敬”，冬天寒冷，取暖有“炭敬”，一片情意之中，包含的是各种各样的歪主意。孙嘉淦对此一概拒绝，并告诫送礼者“洁身自好，清介自持，不可造次”。

　　在孙嘉淦仕途遭受严重打击时，雍正对他的评价是“孙嘉淦太戆，然不爱钱”，“不爱钱”是他最重要的特质，是他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。正因此，方有其告老还乡时箱子里装砖头充场面的民间故事。民间流传未必为真，却反映了百姓对他的廉洁品质的赞赏。

　　孙嘉淦是清朝理学名臣。儒家重视“慎独”，《中庸》说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”。独处之时，没有别人的监督，能否依旧恪守准则、如履薄冰？孙嘉淦所言“以守独避人”，并非消极的离群索居，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离群索居到底也做不到，但在各种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，独善其身，是可以做到的。

　　孙嘉淦还有“势避其所争”一约，当与“以守独避人”合起来看。在个人修养上“守独避人”洁身自好，在为官从政时“避其所争”，拒与他人结党营私，避让争权夺势之处，只以国事、民事为重。

　　因敢于直谏而触动他人利益，孙嘉淦屡遭他人嫉恨。曾有人诬告他贪财受贿，徇私枉法。雍正知晓后半信半疑，询问重臣鄂尔泰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孙某性或偏执，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。”为查清楚真相，雍正派鄂尔泰之弟鄂尔奇调查，最终还孙嘉淦以清白。当时鄂尔泰与张廷玉明争暗斗，孙嘉淦并不依附任何一派。他还曾上书批评过鄂尔泰的一些举措。能够让批评过的人称赞其名节，可见孙嘉淦对自我的约束是十分严格的。

　　“清”与“守”互为表里。清廉，使他腰杆挺直，无私则无畏；守独，使他内心澄明，内省则自安。这是一位儒者“正心以为本，修身以为基”的坚持。

　　唯有自身立得正、行得稳，所谋之政、所发之言、所倡之议，才有感召力。后世称赞孙嘉淦的铮铮铁骨，称赞其推动诸多利民改革的魄力担当，其力量源头何在？正在这看似朴实无华、实则坚固无比的“清”“守”二字之中。

　　任事以实

　　孙嘉淦身居要职，努力任事，形成了以“实”为核心的鲜明施政风格。“事止于能去”“言删其无用”“功藏于无名”三约，如鼎之三足，共同支撑起他务实、高效、低调的为政理念，将儒家的经世理想转化为具体可感、惠泽黎庶的治理成果。

　　“事止于能去”，体现的是结果，为官要敢于兴利除弊，多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，方不负其殷切期盼。乾隆三年十月，孙嘉淦履新直隶总督，第二年兼管直隶地区河务工作。永定河是北京、河北地区的重要河流，它提供水源，也带来许多水患。

　　在治理永定河上，孙嘉淦用心良多。除了坐镇衙署指挥外，他亲自踏访各处河堤水淀，了解实情。基于认真仔细的调研，他提出系统的治河方略，向朝廷上《奏明永定河疏》《会勘永定河道疏》等。孙嘉淦在直隶总督任内，开河五百八十余处。经过他的治理，永定河水患得以减少，农民受益良多，水害去而水利兴，“凡田间道旁，皆穿沟洫。河之湮者浚之，使田水通沟，沟水通道，道水通河，河水通淀，互注递泄，无有停滞”，建构起一张有层次的水网。

　　“言删其无用”，指言语表达要简明扼要，删除冗词赘句，不务浮华。孙嘉淦深恶“冗言”“空言”之弊，他曾在奏议中说“空言之是非难定，实事之功过易稽”，一项政策有没有用，要靠事实来检验。他的奏章曾结集为《孙文定公奏疏》，阅读其中的文章，不难发现他文风朴实，但直击要害，绝无穿凿附会的虚饰与繁文缛节的铺陈。

　　这种风格也体现在日常政务中，他要求下属汇报删繁就简、注重实效。在他看来，删除无用之言，就是为了腾出更多时间与精力去处理于民有用之事。

　　“功藏于无名”，则展现了孙嘉淦不沽名钓誉，尽己所能为国家效力的境界。越是在逆境中，越能见到一个人的真境界。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孙嘉淦升任国子监祭酒，这是国家最高学府负责人，且“命在南书房行走”，然而不久他就因事被贬在户部银库“效力行走”。

　　孙嘉淦老老实实到户部银库当值，当时果亲王允礼兼管户部，疑心孙嘉淦因遭贬到银库来，岂会屑于干琐碎的杂事；又听流言说孙嘉淦沽名钓誉，收银入库不认真导致分量不够。他到银库视察，只见孙嘉淦穿着吏卒衣服，正手执衡器一丝不苟地称量银两，“与吏卒杂坐均劳苦”，又问孙嘉淦经手的银两在何处，经认真核查，无丝毫多余或不足。

　　这份在巨大落差中秉持的认真，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说辞都更有力量。他藏起了昔日高官的“名”，彰显了恪尽职守的“实”。官职有大有小，不论在何处任何官职，首先要将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。

　　孙嘉淦一生治水、平冤、整顿吏治等，政绩颇多，他从不居功自傲，均视为本职所在，更不以此作为邀功请赏的资本。“藏功”是一种智慧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修养。

　　处世以和

　　“事君笃而不显”“与人共而不骄”集中体现了孙嘉淦的处世智慧。中国人历来倡导“中道”。为人中道，并不是做谁也不得罪的“好好先生”，而是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，坚守道义、匡正时弊，抓住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现实。

　　孙嘉淦所说的“事君笃而不显”，不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，但其中包含的关心国事、忠于职守、敢于直言的精神是有价值的。孙嘉淦最为时人称道的一件事，是他在乾隆元年（1736）十一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，以非凡胆识上《三习一弊疏》，力陈“喜小人而厌君子”的弊端。乾隆读后十分赞赏，升任孙嘉淦为刑部尚书。

　　在刑部尚书任上，他明察秋毫，秉公断案。河南郑州有疑狱冤案，朝廷曾派钦差前往查办，但“仍不得实”。孙嘉淦受命前往审讯，查实案情，“十余人尽脱之”，还无辜百姓公道。他认为“狱无轻重，必反覆体察，毫无疑隙而后定”，司法官员笔下所系是一人之性命、一家之幸福，不可因案件大小而区别对待，一定要仔细审视，没有疑问后，才能做出判决。

　　孙嘉淦将对国家的忠诚融入一件件为民造福的实事中，出于公心而非为了博取个人名声建言、为政，这正是古人所说的“公忠体国”。

　　“与人共而不骄”，体现了他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时的谦和修养。这得益于孙氏家族良好的家风。孙嘉淦的祖父孙世荩，仁义厚道，因为民除盗而得到百姓称赞，曾任教谕、县令，但无心于官场，辞官回到山西兴县老家，倾囊济贫。他告诫子孙“里仁为美”。“里仁为美”是孔子所言，君子要住在有仁德的地方，跟有仁德的人为邻，亦以仁德对待邻居，和睦乡里。孙嘉淦的父亲孙天绣，读书甚多，兴县人称饱学儒生，生活俭朴，仗义疏财，广济乡邻。

　　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，滋养了孙嘉淦仁恕通和的品格。在与同僚共事中，他不因己见而骄人，不因位高而压人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孙嘉淦受命管理河东盐政。到任后，他发现诸多弊端，如养廉银“实属浮多”。孙嘉淦以身作则，首先削减自己的养廉银。这种正人先正己的做法，赢得同僚敬重、民众称颂。在治理河工、审理大案等繁难事务时，他注重协调各方，汇聚众智，力图有益于国计民生。

　　据《兴县志》记载，孙嘉淦所属的家族是当地著名的文化世家，先后有多人考取进士。孙嘉淦的后代中，其子孙孝愉为官有政声，官至直隶按察使，获“廉悍”之誉；其孙孙铸整理了祖父的奏议并刊印传播，使今人能够读到孙嘉淦的文字。孙氏家族人才辈出，可见优良家风的教化之功。

　　孙嘉淦的《居官八约》，不仅是为官箴言，也可视为传家之道。八约文字虽简，但“字字如铁”，其蕴含的立身以正、任事以实、处世以和的精神十分深刻，今天看来仍有价值。古代官箴内容丰富，值得我们挖掘研究，使古训发出新的辉光。（冯亮 陈白云）